本文摘要：吕思勉《中国文化史》吕思勉(1884年2月27日-1957年10月9日)，他是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，他是钱穆（著有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）的老师。

吕思勉《中国文化史》吕思勉(1884年2月27日-1957年10月9日)，他是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，他是钱穆（著有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）的老师。大略统计了一下，他的《中国文化史》在图书馆里可以见到的版本不下20种，是今世“文化热”中的著名读物。

吕思勉的文化史偏重历史，而华中师院前院长杨东莼先生的《中国文化史纲领》偏重文化。吕著《中国文化史》以《婚姻》《族制》为第一、二章，可见吕思勉对古代以家族（而不是当今的家庭）为基本社会单元这一历史真实的尊重，以及对伦理的重视。“士昏礼”中的六礼记，即（一）纳采（男氏遣使到女氏去求婚），（二）问名（女氏许婚之后再请问许婚的是哪一位女人），（三）纳吉（女氏说明许婚的系哪一位女人之后,男氏归卜之于庙,卜而得吉,便告女氏），(四)纳征,(五)清期(定吉日),(六)亲迎。第三章是《政体》，从这一章开始，到《宗教》竣事，才是谈正事儿。

其中，篇幅最大的是《学术》，这可能跟著者是大学教授、这本书是他的授课课本有关。古代社会是由于渔猎进于农耕的，农业的进化是从粗耕进于精耕的，阻碍我国农业进化的阻力主要有三：一、讲农学的人太少，二、土地私有后，公益与私益的冲突，三、封建势力和印子钱的强取豪夺。

（第11章《实业》）文化这个筐为啥这么能装？中国历史悠久，传统文化又可以分为物态文化（故宫、都江堰为代表的工程）和心态文化（儒释道等宗教思想）两大类。《中国文化史》整部书分为婚姻、族制、政体、阶级、产业、官制、选举、钱粮、兵制、刑法、实业、钱币、衣食、住行、教育、语文、学术、宗教共18章，其中，《教育》这一章我看得最仔细。

我最不能同意的，是《宗教》这一章。读吕思勉先生《中国文化史·住行》这一章，我明白了“以卑宫室为美谈”，秦朝和隋朝大兴土木、劳民伤财，很快就败亡了，改变了我的修建史观。在这一章中，吕思勉引用说：“教学者如扶醉人”，说是朱熹说的，我上网看了，其实不是，似乎是二程首先说的。

《礼记·王制》是吕思勉经常引用的。网上说：王制，就是古代天子、诸侯治理国家时所倚仗的执法法例和种种制度，涉及分封、职官、祭祀、刑罚、教育等多个方面。

中国昔人都席地而坐。这是很好的习惯，在日本留到现在。其实，自古至今的中国文化是混淆而成的，胡人文化（如今是西方文化）在中国有许多遗存。

大要而言，中国传统文化包罗伦理、哲学、文学和历史。详细来说，伦理是中国文化的焦点，以《诗经》为代表的韵文是中国文字的重点，隐逸文化兴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点，《史记》和《资治通鉴》代表了中国正史，唐朝开始的书院是儒经学校，代表了中国教育文化。除了文史哲之类的文科，科学技术领域的传统文化主要集中在农、医、历、算四类，代表作是《周髀算经》《针灸甲乙经》《农政全书》《授时历》等。

杨东莼著《中国文化史纲领》《中国文化史纲领》（凤凰传媒出书团体，北斗丛书）有文化近思录的特点。郭绍虞、梁启超级晚近学人的看法引用较多。我重点看了“社会政治生活之部“的教育专章，对“教育解放“叙述颇多，最有洞见。

杨东莼先生和吕思勉先生一样，也认为书院属于民间办学，和科举制度相抗衡、增补。该书三大部门，第三部门“智慧生活之部“篇幅最多，“理学“这一章内容比力富厚，最为我重视，这部门最后一节是：阳明学（王守仁心学）。

这就和一般哲学史差别：任继愈、冯契等人的我国哲学史都是把心学单另出来、与理学混为一谈加以叙述的。让慈善与文化在历史中相遇作为一名社会事情者，我很关注中国慈善史。首先，慈善史是文化-学术课题，也是是历史-质料课题。其次，从史料上讲，宋代的义庄和明代的同善会是中国民间慈善的祖师爷。

第三，从学理上讲，它们是民间社会崛起的象征物之一。昔人的慈善实践自己具有“行善-教养”二元性，努力教养民众惜福行善，并非散财行善。历史上，积淀在县域的慈善文化是民间社会不停壮大的体现。统治阶级的提倡和宗教（包罗民间宗教）信仰，是古代慈善最重要的外因和内因。

仁者爱人、仁民爱物、医者仁心、急公好义等中华传统慈善文化和慈善实践，对今世慈善文化建设甚至慈善事业生长有很重要的借鉴价值。中国古代慈善文化与统治阶级的“规训”关系是这样的：在“仁政”思想的共识下，统治者必须以德治国，因为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。宋以后，史书里的慈善纪录（孝行除外）显着增加，是慈善生长的提速期。到了清朝，人口暴涨，社会庞大化，灾害频仍，慈善运动的纪录空前多。

我是从文学史转到文化上面来的，文化比文学越发具有综合性。2001年，在上海，我到场（旁听）过赵晓岚教授的博士论文答辩会，她的论文《姜夔与南宋文化》在答辩时已经在学苑出书社出书，约40万字，用到文艺学、历史学、文化学研究南宋词人、音乐家姜夔，受到好评。其时，我以为文化史的视角对文学、历史和教育研究都是有利的。

一晃近20年，中国文化史的劝善观、综合性和动态感，都让慈善文化建设有史可鉴、有规可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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